《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14~2015)》发布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14~2015)》发布

2015年6月23日,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区域蓝皮书《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14~2015)》。

2015年6月23日,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区域蓝皮书《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1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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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及转型的重要一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主动适应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新常态’”;并提出未来区域发展的战略:“一是继续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各地区要找准主体功能区定位和自身优势,确定工作着力点;二是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通过改革创新打破地区封锁和利益藩篱,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对于中国未来区域经济发展走向,将产生重要影响作用。


1.2014年全国经济稳步发展,稳中有进;东部地区缓慢增长,引领转型;中部地区结构调整,整体放缓;西部地区总体平稳,增速回落


全国经济稳步发展,稳中有进。2014年,世界经济环境有所改善,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增速有所放缓,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且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为41990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4%。从各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7.4%,二季度增长7.5%,三季度增长7.3%。从各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为37996亿元,同比增长4.2%;第二产业增加值为185787亿元,增长7.4%;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96125亿元,增长7.9%。


东部地区缓慢增长,引领转型。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东部地区由于外贸依存度较高而受到巨大冲击,出口、投资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同时东部地区经济体量较大、基数高,导致经济增幅呈现放缓态势。从GDP增速来看,天津、福建分别增长10.0%和9.5%,位列东部地区前两位。河北和辽宁以6.2%的增速成为东部地区倒数第一,尤其是辽宁经济增速持续收窄,下降幅度最大,这也是两省长久以来形成的产业结构不够优化所致。除北京、河北、辽宁和上海外,其余7个省份的GDP增速均超过了全国水平。虽然东部地区经济增速在三大区域中上失去了以往的统治地位,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其在对全国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中的引领作用更加明显,对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效果更加突出,经济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逐步转向创新驱动的效果更加显著,这些成为前三季度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


中部地区结构调整,整体放缓。2014年前三季度,中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11.49万亿元,增速达到9%左右,比去年同期有所回落。8个省份同比均增长,江西、湖北和湖南的GDP增速分别以9.5%、9.5%、9.2%在中部地区位列前三位。GDP排前三位的分别是河南(25445.43亿元)、湖北(18874.15亿元)和湖南(18531.24)。


西部地区总体平稳,增速回落。2014年前三季度,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总体较为平稳,但经济增速较2013年同期有所回落。从地区生产总值总量来看,排名前三位的依次是四川、内蒙和陕西,分别为20681.5亿元、11709亿元和11567.4亿元,西藏则以661.6亿元继续垫底。从增速来看,西部地区均高过全国平均线(7.4%),继续领跑全国三大地带。其中,重庆增速为10.8%,位列西部地区第一位,贵州、西藏均以10.7%的增速并列西部地区第二位,受制于煤化工等行业的低迷,宁夏增速继续收窄,以7.6%的增速位列西部地区倒数第一。与上年同期相比,西部地区增速均有不同程度回落,云南回落程度最大,达到4.1个百分点,新疆回落程度最小,为1个百分点。


2.区域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差异性格局逐渐形成


进入21世纪以来,东部及沿海地区为加快产业结构升级,逐步调整区域产业布局,实行区域产业转移,逐步将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扩散出去,集中力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制造业。在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相关区域政策的持续支持下,中西部地区的交通、通讯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逐步完备,制度环境、投资环境、市场环境等已经明显改善,中西部地区的区位劣势不断弱化。同时,中西部地区低廉的土地、劳动力成本和丰富的资源,亦逐渐成为区域发展的优势,已经成为沿海地区大规模产业转移的理想区域。


从各地区GDP总量和增长情况来看,中西部地区GDP总量占全国的比重逐渐增加,GDP增速已经超过东部沿海地区。2005年以来,GDP总量的地理重心不断向西移动,不断向地理空间中心(河南境内)靠近,这说明从GDP总量来看,我国区域发展逐渐趋向均衡。从2005年至2013年各地区GDP的增量来看,GDP增速最大的为内蒙古、宁夏、陕西,2013年GDP比2005年增长了3倍多,这些区域主要为能源富集区。其次是,青海、广西、贵州、四川、重庆、湖南、湖北、江西,这些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


东部地区已逐步适应中高速增长的宏观环境,创新型产业和服务业加快发展。第一产业比重逐步下降,2013年已经下降到6%,第三产业比重持续增高,产业结构得到优化。第二产业比重逐步下降,传统制造业快速向中西部转移。


中西部地区充分利用资源优势,依托国家政策支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制造业发展突飞猛进,工业增加值,特别是制造业增加值快速增长,我国工业发展重心逐步向内陆移动。从2005年至2013年工业增加值增量及其区域分布情况来看,工业增加值增幅最大、增速最快的地区有内蒙古、陕西、青海、四川、广西、湖南、安徽,大部分为西部地区,其增幅都在4倍以上。


总体上来看,我国区域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差异性格局已经形成,东部地区逐步形成以创新产业和高端服务业为主的高级化产业结构,中西部地区凭借资源优势,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和外来直接投资,工业发展突飞猛进,传统制造业和能源化工产业发展迅速,形成以重化工和传统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这一区域格局演变符合产业结构演进的基本规律。


3.城镇化发展重心西移,区域城镇化差距逐步缩小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和中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加速发展,中西部正在成为我国加速推进城镇化的主要区域。东部沿海地区由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技术和资金密集型的产业对高科技创新型人才需求增加,但是对于一般的产业工人需求将逐渐降低。而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以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型为主,就业需求量大。因此,随着区域经济发展的转型和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人口跨区域流动从过去大规模流向东南沿海转为向多个经济增长极流动,中西部地区逐步成为城镇化发展的重心,区域之间的城镇化差别将趋于缩小。


从2005年至2013年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四大区域城镇化水平来看,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稳步提高,8年共提高了10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快速提高,中部地区提高了12个百分点,增幅最大,西部地区提高了11个百分点;东北地区城镇化提升的速度较慢,8年共增加了5个百分点。


4.区域投资结构不断优化,资金不断向中西部地区倾斜


从全国区域投资结构变化来看,中西部地区逐渐成为国家投资的重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重心逐渐向西移动。201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中心已经处于河南的偏西区域,接近全国行政区划的地理中心。这说明从投资的区域空间分布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区域结构基本趋向合理。从2005年至201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化及其区域分布情况来看,中西部地区的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贵州、青海、甘肃、陕西,以及东部沿海地区福建、东北地区黑龙江增幅最高,其次是广大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京津、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投资增幅最小。


从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区域主要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情况来看,东部地区制造业、房地产、交通仓储、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份额占全国的比重均成下降趋势。中部地区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最快,这与中部地区制造业的快速发展相吻合。近年来,中部地区的中原经济区、长株潭城市群、武汉都市圈、鄱阳湖经济区等国家战略的实施,中部地区凭借劳动力资源优势,积极承接东部地区制造业转移,制造业行业的投资突飞猛进。西部地区在房地产业、交通仓储、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行业,所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均呈上升趋势。东北地区各行业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所占份额比重变化不大,总体趋于平稳。


5.区域经济格局继续优化,“一带一路”战略全面推进


201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继续实施区域总体发展战略”。由此可以预见,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将会把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优化产业空间布局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通过实施差别化区域发展政策,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加快重点产业布局调整和产业转移,不断拓宽增长空间,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推进‘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是我国中长期最为重要的国家战略。长期以来,区域发展不均衡是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难题。“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出有益于打破固有的地区封锁和利益藩篱,强化区域协同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由东向西梯度推进,不断缩小地区和城乡差距。另外,“一带一路”可以使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广泛的沟通和协作机制,逐步摆脱美欧日占据出口的核心国地位,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拓展新市场,获取和调配更多的要素资源,并通过资本输出消化过剩产能,有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最后,“一带一路”战略还可以冲掉美国主导的试图绕开中国而推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有利于中国在“一带一路”经贸中抢占全球贸易新规则的制定权,掌控国际贸易的定价权和资源配置权,维护和拓展中国的发展利益,提升中国的全球经济影响力。


6.经济转型势在必行,产能过剩仍将持续


当前,中国经济依然运行在合理增长区间,不论是增长速度还是增长质量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都位于前列。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态势继续强化,经济结构也开始发生趋势性的转变。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长7.9%,远远超过第二产业7.4%的增长速度。制造业中传统高耗能的产业规模扩张空间明显缩小,而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发展加快,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逐步上升。由此,长期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也不断得以优化调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达46.7%,继续超过第二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分别为12.3%和11.1%,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分别高出3.8和2.6个百分点。


但产能过剩问题仍然阻碍着中国经济的回暖。当前产能过剩的行业,已从钢铁、水泥、化工、建材、造船等传统行业,扩展到风电、光伏、碳纤维等新兴产业。其中许多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75%,处于严重过剩状态。另外,今年以来全国诸多地区雾霾天气频繁、严重,这些行业作为国家节能减排严格控制和环境保护重点治理的对象,面临严重发展困境。


7.“十三五”时期,要引入“区域治理”理念,建立有效的跨行政区协调机制


目前中国跨地区的协调机制难以建立,一方面是缺乏有权威的协调组织机构,另一方面也缺乏“区域治理”的意识和方法创新。十三五时期要正式引入“区域治理”的理念,加强对中国特色的区域治理的研究。总体上,中国的区域治理要以跨行政区经济一体化为导向,通过政府、社团机构、企业和居民的共同参与,采取区域规划、区域协作组织、行政区划调整、区域自治和立法等手段,处理多方面的地区冲突与摩擦,力求实现产业分工协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环境协防共治、要素流动市场配置等治理目标。当前,针对区域城市间普遍存在的行政分割和区域壁垒,要考虑制定一体化法律法规,明确提出一体化发展任务清单,将其直接与政绩考核指标挂钩,形成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考核体系。同时,健全区域协调机构,考虑设立由上一级政府牵头组织的有权威的区域协调委员会,并重视发挥政府、协会与企业的不同作用,促进区域主体参与多元化。


8.自贸试验区运行应建立国家层面的协调机制,根除目前管理工作中存在的诸多弊端


结合自贸试验区一年来政府管理运行的实践经验来看,其运作机制存在三个突出问题:首先是自贸试验区运作的法制支撑不足。其次,自贸试验区管委会作为自贸区的最高管理机构,只是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与国外自由贸易园区相较,上海自贸试验区管委会的法律地位明显偏低,独立性不强,不利于自贸试验区的未来发展。最后,自贸试验区现行的管理体制仍然没有超出传统保税区管理体制的窠臼,传统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的体制性弊端未能根除,体制改革也将因触动部门、集团利益而面临重重困难。


因此,法治化程度的偏低极可能成为制约上海自贸试验区进一步发展的瓶颈。由此,为进一步创新政府管理模式,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建设需要在国家层面加强立法、完善司法,推进依法行政,不断塑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其次,在宏观管理层面,国家应当考虑建立专门机构对自贸试验区予以统一监管和指导。借鉴国际经验,中国应该建立国家层面的协调机制,这个机制既要有能力协调相关部门共同制定自贸试验区的政策和制度,也要有能力与地方政府共同协调、组织实施自贸试验区的政策。

观点八:自贸试验区运行应建立国家层面的协调机制,根除目前管理工作中存在的诸多弊端


结合自贸试验区一年来政府管理运行的实践经验来看,其运作机制存在三个突出问题:首先是自贸试验区运作的法制支撑不足。其次,自贸试验区管委会作为自贸区的最高管理机构,只是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与国外自由贸易园区相较,上海自贸试验区管委会的法律地位明显偏低,独立性不强,不利于自贸试验区的未来发展。最后,自贸试验区现行的管理体制仍然没有超出传统保税区管理体制的窠臼,传统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的体制性弊端未能根除,体制改革也将因触动部门、集团利益而面临重重困难。


因此,法治化程度的偏低极可能成为制约上海自贸试验区进一步发展的瓶颈。由此,为进一步创新政府管理模式,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建设需要在国家层面加强立法、完善司法,推进依法行政,不断塑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其次,在宏观管理层面,国家应当考虑建立专门机构对自贸试验区予以统一监管和指导。借鉴国际经验,中国应该建立国家层面的协调机制,这个机制既要有能力协调相关部门共同制定自贸试验区的政策和制度,也要有能力与地方政府共同协调、组织实施自贸试验区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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